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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薛中鼎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所謂的民主政治，似乎成了普世價值。好像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，就是文明進步的；不是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，就是野蠻落後的。
對於所謂的民主政治，我認為存在很多基本的問題，必須拿出來分析探討。孫子兵法有一句話說得很好：「若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，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。」我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潛伏問題與陷阱，必需要有一個清楚的了解。否則我們是如何走上衰亡之路的，我們自己都搞不清楚。
首先，我們重點式的復習一下中國近代政治史，看看中國近代的政治體制，是如何演變的。
1．口號與實際
孫中山說：「全民政治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從前講過了的，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。」這句話其實是十分的誤導。皇帝是一國之君，有極大的權力，怎麼可能四萬萬人，每一個人都來做皇帝呢？
滿清皇帝垮了，中華民國成立了，中國人很驕傲自己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。中華民國表面上實行了共和體制，「四萬萬人都做了皇帝」。實際上四萬萬人什麼都不是，政權是操控在軍閥、政客、財團、與地方勢力的手上。
真正抓住了槍桿子，有實權的人，都在盤算著如何才能做上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的
真正皇帝。
1923年，民國已經成了12年了，有一個軍閥叫做曹錕，靠著公開喊價賄選，每張選票五千大洋，也成功的選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。
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康有為，對於「四萬萬都人來做皇帝」的全民政治，下了一個評語。他說中國搞全民政治，好比是「野蠻人開飛機」，十分的危險，後果難以想象。
康有為的政治革新理念，是以日本為師，實行「君主立憲」。孫中山受美國的影響比較深，所以孫中山的革命理念是以美國為師，實行全民政治。康有為與孫中山的基本差異，在於他們所參考的楷模不同。
如果以今天的經濟學術語來說，康有為追求的是平穩過渡的「軟著路」 （soft landing），孫中山追求的是全面變革的「硬著路」 (hard landing)。
康有為的軟著路很不幸失敗了。失敗的原因很多，我認為有一個關鍵性因素，就是康有為的「君主立憲」，是尊奉滿洲皇帝為中國的神主牌。孫中山的口號，是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」。兩相比較之下，孫中山的民粹性排滿口號，更能討得四萬萬漢人的歡喜與認同。
康有為失敗的另一個主要原因，是光緒皇帝的變法派力量，與慈禧太后的守舊派相比，太過薄弱，完全無法進行硬碰硬的抗爭。
康有為的政治革新雖然失敗，但是他的看法，似乎並沒有錯。孫中山美國式民主的硬著路，確實是搞得群雄紛擾，天下大亂。
美國式的民主，是從第一批有組織的移民「五月花」號，在大海航行的旅途中，就開始進行實踐了。宗教與民主，是美國的立國支柱。這兩個立國支柱，伴隨著美國，從嬰兒到大人，一路成長。美國是先有民主精神，而後才有國家。
所以，美國的政治體制，是建立在人民普遍性的民主精神之上的。
如果美國要實行集權政治，美國一樣也會搞得荒腔走板，笑話百出。因為在美國人的基因與思維中，沒有集權統治這個東西，也沒有這種政治經驗。
中國是從西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統一天下，就開始實行中央帝制。二千多年來，在中國人的基因與思維中，就沒有全民政治這個東西。
日本人的文化與歷史中，原來也沒有民主政治這個東西。但是在日本的文化傳承中，有豐富的學習與模仿國外之長，並且加以日本化的經驗。
日本的明治維新，充分發揮了日本人善於學習模仿的民族特色。日本決定西化，特地派出了著名的「岩倉使節團」，耗費了一年九個月的時間，訪問了美國，還有歐洲的十一個強權，經過詳細研究分析，日本最後決定以德國為師，並酌取各國之長。
日本決定以德國為師，是因為德國的國情，與日本最為接近；德國的軍國主義崛起之路，最適合做為日本的借鏡。
日本明治維新的政體改革，走得很平順，沒有動亂，是一個非常成功的、謀而後動的的軟著路。在日本政經體制的有效運轉之下，日本很快速的躍升成為世界的強權。
中國的政治變革之路，走得非常顛簸，整個的國家與人民，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。
康有為以日本為師的君主立憲失敗了，導致慈禧太后懿駕還朝。慈禧太后的還朝，導致了八國聯軍與滿清帝國的覆滅。滿清覆滅之後，民國成立，但是沒有人有辦法，讓這個新的民國體制，進行平穩而有效的運作。
民國二年，主張「責任內閣制」的國民黨黨魁宋教仁遇刺身亡，爆發了二次革命。袁世凱敉平二次革命之後，認為不恢復帝制，這個國家根本就無法治理。所以，民國四年，在著名的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背書之下，袁世凱稱帝，成立了「中華帝國」。不過，這個「中華帝國」非常短命，只延續了83天就結束了。
事實證明，孫中山以美國為師的全民政治，「四萬萬人都做皇帝」的想法，是不切實際的空談，在中國大陸這樣的客觀情勢下，根本就無法落實。因為無法落實，只好一亂再亂，亂個不休。
總之，日本的政體改革走得很平順穩健，中國的政體變革走得很顛簸艱辛。日本是規劃好了再走；中國是先衝上去再說，等到撞到牆了，再換個方向，重新再衝，再重重的撞一次牆。
回顧中國政體變革的進程，康有為的君主立憲，是「以日本為師」，結果失敗了；孫中山的全民政治，是「以美國為師」，搞得全國一盤散沙，根本無法實行；袁世凱想走回頭路，恢復帝制，結果失敗了；蔣介石走的是軍事強人加上資本家的治國路線，結果也失敗了。
中國的政體變革，嘗試過各種模式，都不成功。最後，中國共產黨「以俄國為師」，反而得了天下。
其實，不管哪個黨在表面上以誰為師，大權在手的人物，在骨子裏，又都充滿了中國封建式的帝王思想。
民主政治的很多美麗說詞，譬如「四萬萬都人來做皇帝」，都是空幻誘人的口號，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。
2．投票與資訊
在民主政治中，個人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。當然，我們具有投票權。但是，我們投下我們手上的這一票，必須依靠我們所得到的資訊。我們所得到的資訊，決定我們會把選票投給誰。問題是，我們的資訊是從何而來？我們的資訊的可靠度如何？我們的資訊的完整性又如何？
我們所得到的資訊，往往是被利益團體所操弄的。
換句話說，選民所認知的馬英九，其實不是真正的馬英九，而是被媒體所放大、所操弄出來的馬英九。我們所得到的資訊，往往是候選人的化妝師、企宣團隊、加上媒體所刻意運作出來的結果。
在電影《大國民》中，有句話很有意思。媒體的大老闆說，「群眾想聽什麼，我們就讓他們聽到什麼」。也許還有另外一種媒體的大老闆會說，「我們的大大老闆想讓群眾聽到什麼，我們就讓群眾聽到什麼」。
事實上，媒體的確是如此運作。一樣的新聞，在不同的媒體，就會有完全不同的報導取向。尤其在選舉期間，特定的媒體，通常都會為特定的候選人，不遺餘力，甚至是不擇手段的爭取選票。
簡單來說，在民主政治的實踐中，不要對於選民的理性獨立的判斷，寄予太高的評價。
選民沒有客觀而全面的資訊，又怎麼能有理性而正確的判斷？
我們在企業聘僱一個員工，通常都會要求至少三十分鐘的面試。面試通過之後，還有三個月的試用期，才敢逐漸的給予任務授權。
總統大選畢竟還有電視辯論，我們可以在電視上看到候選人接受面試。電視辯論的內容，大多是天馬行空，高來高去。至於政見能否落實，如何落實，又怎能說得清楚？說得動聽，又怎能代表可以做得漂亮？最後，候選人的台風、衣著、手勢，反而成為得分多少的關鍵因素。
至於票選立法委員或是縣市議員，通常我們站在票匭前，大多是依據照片、履歷、街談巷議、藍綠光譜、還有媒體所塑造與促銷的形象，來決定投票的取向。
除此之外，我們對於我們所要圈選的候選人，以及他的競爭者，又知道些什麼？
經過投票授權，我們就把治理國家的大權交給他們了。他們也因此取得了治理國家機器的權力。
我們的投票傾向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，是被候選人的演出技巧，加上媒體的放大效應所左右的。我們常常是選出了某人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，我們就會慨嘆某人變了，變得令我們失望。其實，某人一直就是某人，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改變。
問題的關鍵，是當我們在進行投票的時候，我們根本就無法真正了解這個某人。
真正在變的，通常不是這個某人，而是他與財團、與周邊利益團體的利害關係。
財團與媒體，都有緊密的互利共生關係。當某人與財團的利害關係改變了，或是說，他與周邊利益團體的關係改變了，自然而然的，他與媒體的利害關係也就跟著改變了。
當他與媒體的關係改變了，媒體所「餵食」給我們的資訊也就改變了。我們得到的資訊改變了，我們對他的印象當然也就改變了。
這是民主制度的一個迷思。我們的判斷，依賴於我們所能得到的資訊。我們所得到的資訊，大多是來自於媒體的「餵食」。而餵食資訊給我們的媒體，又往往有他的後臺主子。媒體的報導，必需為他的後臺主子服務，有時要創造輿論；有時要疏導輿論。
媒體的後臺主子，通常就是財團與政黨。所以民主政治的最大贏家，是財團與政黨；不是像你我一般的普羅大眾。
3．什麼人在選總統？
我記得有一年印度舉行大選，西方媒體對於印度的選舉作了報導。報導的一個論點很有趣。這個論點是說，不管大選是誰出來競選，大抵都離不開印度五個家族裏的人馬，譬如甘地家族、尼赫魯家族等。
有一次我到印尼去，印尼也剛好在進行選舉。我們在印尼的商業合作夥伴，就跟我說，不管是誰選勝，他的後臺老闆一直往上推，都一定會上推到政治強人蘇哈托的親戚或親信。
2008年我到美國，美國正在進行總統大選，歐巴馬與希拉蕊在角逐民主黨的總統提名。我的好朋友，住在紐澤西的火箭專家李基豪博士就跟我說：
「老布希四年總統，小布希八年總統，加起來十二年。克林頓八年，加起來二十年。如果希拉蕊又選上了，至少再幹四年。這二個家庭，就幹了至少二十四年美國總統。一個二十歲的選民，到希拉蕊第一任期結束，都四十四歲了。」
大概歐巴馬也看準了這一點，所以歐巴馬的競選口號是“Change” （改變）；而希拉蕊的口號是“Experience”(經驗)。
李博士的感慨大概反應出了很多選民的心聲，歐巴馬的“change” 訴求，成功的贏得了多數人的選票。
臺灣也差不多。自從蔣家父子的政權結束之後，只有二組人在角逐總統大位。一是國民黨所刻意栽培的「根正苗紅」的黨內接班人，一是美麗島的辯護律師。
我們總統大位的角逐者，其實都是在藍綠政黨的搖籃裏，所搖晃出來的人物；都具備了強烈的所屬政黨的黨性人格特質。
而且，近十多年來，幾個主要參選總統的人物，都是台大法律系畢業，包含了民進黨的陳水扁、謝長廷、蔡英文、蘇貞昌，以及國民黨的馬英九。為什麼台大法律系友，會如此獨霸臺灣選舉的政治舞臺？為什麼文理工商科畢業的專長，在近年來，都與總統選舉的舞臺無緣？
我們也應該要思考，法律系的專業特色是什麼？法律系的人才，在總統大選獨領風騷，代表這個國家，朝著什麼樣的方向前行？
歷史是以不同的面貌，以驚人的相似度，在重復呈現。其實我們今天選總統，就很像是以前的皇帝一樣，只能從幾個有限的皇子中，選出一個來繼承大位。不管我們怎麼選，其實都脫離不了這幾個皇子的範疇。
簡單來說，我們選總統的選項，十分的有限。總統大位，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，是「寡頭壟斷」。
藍綠兩個大黨相互競爭對抗，追逐國家政治權柄。贏的吃香喝辣；輸的餐風飲露，甚至是身陷囹圄。輸贏之間，一個是雞犬升天，一個是停水斷電。選舉的鬥爭，攸關身家榮辱至為巨大。因為兩黨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如此的巨大，這個基本的政黨對抗結構，決定了兩黨之間，不可能理性和睦的相處。
這是民主政治的一個迷思，所謂的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」，大概只能是一個誘人而空幻的願望而已。
4．什麼人在選民代？
現代社會的選舉行為，已經逐漸發展出二個特色。一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，一是需要相當大的專業性。因此，選舉不單是一個政治行為，更多的是商業行為。
因為選舉需要花很多的錢，所以自己一定需要投錢，也一定需要有財團的資金奧援。
選舉有敗選選的風險。如果沒有選上，就是血本無歸。所以選舉的成本很高。成本很高的商業行為，必須要有很高的投資回報，否則就會無法吸引人參與賽局。
因此，很合理的一個後續發展，就是如果選上了，自己投的錢，就要設法獲利回收；財團所投資的錢，也要給予適當的回報。
大部分的民代，都會追求連任，一選再選。如果投了很多的錢，無法得到足夠的回報，怎麼可能還有興趣一選再選？人是理性的動物，經濟誘因，是人類行為的一個最基本的動機。因此，我們可以想象，作為民代，必然有很多很大的關說綁標，各種各樣的「以權謀私」的活動空間。
當民代「以權謀私」獲取利益的時候，是誰在付出代價？毫無疑問的，當然是納稅人民、在付出代價，承擔「共業」了。
現任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，外號「王聖人」。王建煊曾經擔任過立法委員、財政部長，也曾經出馬競選過臺北市長。王建煊寫過一些書，譬如《讓好人出頭：王建煊的從政理念》。王建煊在書中以他的親身經歷，表述他對民代的一些觀察與看法。王建煊的實際觀察，與我上述的理性分析，二者殊途同歸，所得到的結果，是一致的。
因為現代社會的分工細膩，競爭激烈，選舉也成了一項專業。選舉的專業運作，很類似經紀公司在推出藝人，或是唱片公司在推出歌手。這些專業的內容，包含了形象設計，主題包裝，媒體運作，活動演出的策略規劃等。民代競選人必須歸屬於藍綠政黨，就像專業藝人要歸屬於專業經紀公司。
藝人本人的真實形象面貌，與包裝之後的形象面貌，可能是大相徑庭。民代也是一樣， 至少包裝之後的形象，與真實形象相比，是做了很大的修飾。
民代的選舉越來越專業，所以圈外人的進入門檻，也就越來越高。這是為什麼很多民代都出自於政治世家，上一代的民代事業，傳給了下一代。因為政治世家，掌有豐富的選舉資源，新的進入者，完全無法與他們競爭。
就像是電影明星成龍的兒子房祖名想當電影明星，十分的容易。一般百姓，縱使才貌雙全，積極進取，就算是費盡心思，也難一圓明星之夢。
我們在企業界打滾多年，會發現一個規律，就是“話多的人，通常不會做事；會做事的人，通常話不多”。大致上來說，每個人的精力有限，每天說個不停的人，大概沒有什麼多餘的精力，來好好幹活了。
民代的人格特質，就是喜歡沒事找事的說個不停。孔子說：「巧言令色鮮矣仁」，意思是說，言詞機巧，善於做秀的人，心地仁厚的實在不多。很多民代，因為職業上的原因，大概都具備了「巧言令色鮮矣仁」的人格特質。
5．民主政治的結構性陷阱
民主政治選出的當政者，都有任期的限制。任期的限制，也決定了當選者，思考問題的時間跨越度。
譬如市長的任期是四年，如果連任一次，一共是八年。對於民選市長來說，思考問題，只有八年的時間跨越度。
所以市長們會很有興趣，舉辦一些在短期內引人注意的「活動」，作為政績；而比較沒有興趣去經營一些長期性的、基礎性的工作。
因此，市長們都會喜歡在任期內，盡量提高預算，花錢辦活動、搞「建設」。因為花錢辦活動、搞建設，可以做出「業績」。民代們也樂於配合，支持拉高預算。因為政府的預算越高，花的錢越多，民代從中獲利的機會也就越大。
花錢的壞處，是市府的債務會不斷的增高。不過市府的債務增高，在市長任期結束之後，可以移交給下任市長去處理。
所以，民主政治的一個結構性陷阱，就是當政者的思維，短期性的考慮多，長期性的考慮少。最後的結局，好像都在玩「煙火秀」，看起來是風風光光、紅紅火火，實際上是一片粉飾太平。
煙火結束之後，債臺高築的問題，不管怎麼說，都不會是這個任期的問題，甚至也不會是下個任期的問題。
民主政治的另一個結構性陷阱，就是參選人都要討好選民。能夠討好越多的選民，才能得到越多的選票。討好選民的最佳辦法，就是給選民們實質上的好處。
給選民實質上好處的做法很多，不管是十八趴的利率，老農津貼，還是廣設高鐵停靠站、蓋捷運、蓋飛機場、設離島大學、蓋文化體育館，總之，各項好處，形形色色，能給就要給。
在選戰中，互相競爭的參選人，為了搶選票，也會互相加碼競爭。所以，這個討好選民的做法，會持續的強化。
組織性越強的利益群體，因為選票多而集中，就越需要討好。譬如軍公教是一個龐大的利益群體，軍公教的退休福利，在爭取選票的效應之下，不斷的膨脹。以至於很多人在退休之後的實質所得，比在退休前還要高。
簡單來說，民主政治有「爭取選民，變相加碼買票」的弊端。
這兩個民主政治的結構性問題，一個是任期的時限問題；一個是討好選民的問題，匯合在一起，形成一個巨大的漩渦陷阱。這個漩渦陷阱，使得國家的財政支出，陷入越來越深的黑洞。最終的演變，是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赤字。這個巨大的財政赤字，我們當前的民主體制，無法提供一個有效的解決機制。我們的對策，似乎就是把巨大的債務與問題，留給我們的子孫。
6．結論
人類文明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，從部落社會、奴隸社會、封建社會、中央集權社會、到民主社會。
歐洲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發源地。在二戰結束之後，歐洲各國在戰亂的廢墟中重新建立政治體制。民主政治，成為歐洲各國的普世價值與治國圭臬。
在經歷了六十年的和平歲月之後，我們來檢驗民主政治的實踐結果。我們會發現，很多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，譬如希臘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義大利等，都面臨了嚴重的危機。這些危機，顯示出民主政治，有他的陷阱與迷思。
世界最大規模的民主政治國家是印度。印度自1947年獨立，實行民主政治以來，一直無法擺脫貧窮落後，以及政府的無效率運轉問題。菲律賓也是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，一樣的陷入了民主政治的腐敗，與政府的無效率陷阱。
1996年，臺灣開始進行總統直接民選，民主政治才算是登堂入室，進入新的里程。自此之後，臺灣的經濟，與同儕相比，也就一路在走下坡。到了今天，兩黨惡鬥、政府空轉、財政赤字日益惡化的問題，好像是癌細胞在蔓延，大家都束手無策。
民主政治也許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，最為「文明進化」的政治體制。但是民主政治，仍然伴隨著很多的迷思與陷阱。
我們是否有能力、有意願、來改善我們的民主政治體制，正在考驗著我們的智慧與勇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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